看重埋在我们脚下的黄金 ——读《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10位历史名人》有感

看重埋在我们脚下的黄金

——读《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10位历史名人》有感

香港宣道神学院的余院长，在读过介绍在1850-1950年的100年期间，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10个基督徒弟兄姊妹的见证集《光与盐》一书后很激动，专门给我回信说：“你介绍的《光与盐》一书, 我已买了120本，写得不错，正是今天中国教会需要看的书和职场见证。”

北京晨星学校的张潇潇姊妹在听我简单介绍书中一些基督徒的事迹之后，感慨地告诉我：“我们晨星学校，才办了4年，就有很多弟兄姊妹从全国各个地方来到我们学校，学习我们的办学经验。但我自己知道，我们才刚刚开始，还有许许多多不足。而书中这些20世纪上半叶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和总结。我想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很多。”

5·12之后，一个来自深圳、在灾区做志愿者的弟兄和我分享他的感受说，他几年前就一直配合香港和海外的一些机构从事社会公益工作，经常为自己事工的业余程度很羞愧。但去年来到灾区，和大量的基督徒志愿者的工作比起来，一下子变得很专业。

我列举上面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当下的中国基督徒不管是在职场事奉，还是在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际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准是多么不如人意。

中国的基督徒很少有人还知道20世纪初的中国基督徒社会事工，它的专业程度、深度和广度，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让千千万万的人从他们的工作中中实实在在地受益。而他们用生命活出来的见证，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这些后辈认真地去学习和继承：

容闳（1828-1912），中国第一个海外留学生。在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立下宏愿：

“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这是一个像马礼逊那样成熟、老练的中国基督徒，不轻易下决心，一旦下定决心就坚定不移。为了实现帮助中国孩子接受西方教育的理想，他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地奋斗了16年，终于在1873年，破天荒地带领30个中国幼童去美国学习。这些孩子中就有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和“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

石美玉（1873-1954），作为第一批接受西方培训的中国女医生之一，她激励了更多的中国女子进入西医领域。她也是中国西医中最早制定计划把现代医疗服务送到女村的人。

和南丁格尔一样，石美玉特别注重医生在帮助病人方面的专业技能和委身：石美玉认为，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比金钱更重要。1913年，她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资金和设备是重要的，但是，任何教会机构能否高效运作，吸引训练有素的同工从事这项工作是更关键的因素。（《光与盐》P59页）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支助在中国推广西医，他们将重点放在城市，石美玉担任院长的医院则向完全接触不到西医的农村派送护士，从而挽救了许多中国百姓的生命。

石美玉不仅在职场和社会事工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出色，而且在捍卫福音真理上，同样表现的很出色：她坚决拒绝那个时代流行的“现代派神学”。

1928年，国民党当局下令，所有教会学校的宗教课只能是选修课，不能是必修课，否则不予注册。石美玉坚决反对，认为教会学校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在课程中包括基督教教义。由于她的坚持，她所在的学校一直把《圣经》作为必修课。

石美玉这样和别人分享她终生为之奋斗的医疗事业：

“对主充满信心和爱，将这项舍己的工作作为她们毕生的事业；她们不图任何回报和奖励，只求自己所做的蒙主悦纳。”

梅贻琦（1889-1962），“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的真正作者。1931年-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1946年任西南联大校长。时人这样评价说：“梅贻琦凭借高超的智慧和领导力帮助清华度过混乱的30年代，在日本大举侵华的前夜，清华大学被誉为中国北方惟一可以找到‘一张平静书桌的地方。’又帮助中国最好的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度过了战乱的40年代。”他相信学生是国家栋梁，需要为了国家的未来完成教育，而不是在战斗中被浪费掉。

梅贻琦用行动践行自己关于“大学是大师之谓也”的理想，在战乱中团结、保护了中华民族的一大批知识精英，保存和培养了许许多多将来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才。只要看看下面这些名字就足以让我们激动不已：梁思成、吴晗、周培源、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

晏阳初（1890-1990），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骄傲，很可能直到现在为止都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国人之一。晏阳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说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是那样适用：

“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

“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换说起来：医心病非由宗教不可。”

晏阳初是践行耶稣爱的教导的典范。作为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完全可以坐在书斋里空言，但他深知“因信称义”的奥秘是信与行的合一。一个基督徒怎样帮助邻舍，如何在社会上做盐做光，到今天晏阳初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美国回来后，他身体力行，把老婆孩子带上，到农村生活，倡导博士下乡，开展平民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这样预测将来：

“平民教育和社会重建在战后将成为世界潮流。我在美国阅历越多，越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础不是专家和学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的平民大众。”

……

从对社会的影响来说，1950年之后，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基督徒对社会的影响力能超越《光与盐》中所介绍的任何一位先辈。由于20世纪中国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这些先辈们所做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我们反倒习惯于用充满偏见、傲慢、甚至敌意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苛求他们。

不可否认地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们身上确实存在那个时代带给他们的局限，他们身上也有缺点、软弱甚至谬误。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一个基督徒敢说自己百分之百地行在神的旨意中呢？

以那个时代华中大学（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号称“北赵南韦”（赵，指赵紫宸）的韦卓民博士为例，很多基督徒朋友可能要批评他的观点过分迎合现代，有许多偏颇和错误之处。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最艰难的时期，他的好友都为他做见证说：韦卓民都没有放弃信仰。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基督徒。

2008年5·12之后，中国基督徒终于走出教会的四堵墙，意识到社会事工的必要性，对在社会上做光与盐有了热心。但是当大家开始行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表现是那样业余、那样缺乏经验和准备。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当南丁格尔、柏格理成为许许多多基督徒敬仰的属灵和事工伟人时，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志愿者开始把目光投向那些和自己有着共同血缘和文化传统的属灵前辈：晏阳初、唐国安、吴贻芳……

主允许我们在工作中经历失败，鼓励我们在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成长和成熟。这几个月，我在灾区做了一些实地访谈，愿意和所有支持过灾区事工的神的教会和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分享我的看见：

基督徒志愿者在灾区的事工正在走向成熟，变得愈来愈专业和深入。主当初给了我们一个异像，灾区事工会成为神对中国社会的祝福，虽然事情的进展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但靠着神的恩典，正在稳步地成为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关心灾区的弟兄姊妹所付出的心血，流过的汗水和流水都已经蒙神悦纳。

我自己很赞同金观涛老师最近的一个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尚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同样地，中国社会的福音化也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基督徒传递接力棒似地不懈努力。

在谦卑地读过《光与盐》之后，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是：我们应该感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看到历史加给我们，以及隐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傲慢和偏见，让我们能在谦卑地学习中汲取我们先辈的好的经验，超越他们的局限和偏差，在传福音、社会事工和文化事工上都站在我们先辈的肩膀上，看重埋在我们脚下的黄金，而不是又一次回到起点，从零开始我们的远征。

荣耀归于上帝。

阿信。2009年9月10日。

转自http://blog.sina.com.cn/a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