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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书简 
溪水边价:
15.70
ISBN: 9787513303040
作者: 朋霍费尔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市场价: 24.0
重量:0.4kg
库存量: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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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面对死亡,有谁能比一个有坚定的信徒更无所畏惧?

鹏霍费尔就是将神学请下神坛、把基督带回人间的人

他以生命见证了那个最黑暗的时代,以自己的良知、责任和实践告诉我们:

信仰基督,并不意味着对暴力与不公持宽容,基督的正义同样适用于人间

本书在西方备受争议,引起极大反响,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内容简介

《狱中书简》由朋霍费尔的好友埃伯哈特?贝特格在他遇难后整理出版,收录朋霍费尔在狱中写给亲友的书信、诗歌和杂感断简。其中既有他对一生所学与所思的深沉回忆,也有他与父母朋友之间感情真挚的通信。如果说他以前的创作多是他神学思想的记录,那么《狱中书简》更像是他脱去神学家外衣之后更真实的自我表达。他明知生命将歇,却依然正气凛然,在纳粹绞刑架下,发出一个圣徒最后的声音,他说,“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作者简介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Bonhoeffer,1906-1945),是20世纪杰出的德国神学家。他的悲情人生和狱中神学,对二战后的基督教神学乃至整个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生死言行,宛如基督教的殉道史,被视为“现代的使徒行传”(R.尼布尔语)。

目  录

001 中译本序
  001 编者前言
    001 一 十年之后
  我们脚下没有根基——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公民勇气?——关于成功——关于愚蠢——对人性?轻蔑?——内在的正义——关于上帝统治历史的几点信纲——信任——品质的意义——同情——关于苦难——眼前与未来——乐观主义——不安全与死亡——我们仍然有用吗?
  020 二 给父母的信
  寄自特格尔:1943年4月14日—1943年5月15日
  028 三 来自单人牢房的婚礼讲道词
  1943年5月
  036 四 给父母的信
  寄自特格尔:1943年6月4日—1944年4月26日
  065 五 给一位朋友的信,诗歌、杂感断简
  寄自特格尔的信,1943年11月18日—1944年8月23日——为难友祈祷词,1943年圣诞节——关于D.W.R.?礼的断想——诗歌:忧伤与欢乐——诗歌:我是谁?——诗歌:基督徒与不信者——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各站——杂感——一本著作的纲要
  217 六 来自阿尔伯特亲王街的生命征象
  给母亲的信,1944年12月28日——诗歌:新年,1945年——给父母的信,1945年1月17日
221 《圣经》引文索引

书  摘

一 十年之后

  十年在人的一生中是很长一段时间。时间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礼物,因为它是最无法挽回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当我们回顾失去的时间时,就会感到如此的不安。失去的时间,就是没有经历一种充实的人生的时间,就是没有由于经验或体验、创造的努力、承受和苦难而丰富起来的时间。失去的时间,就是我们没有将其填满的时间,就是空虚的时间。过去的十年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损失不可估量,但是,我们并没有失去时间。确实,同实在相比,同我们实际上经历过的生活相比,只能在回忆中实现的认识和体验,都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东西罢了。然而,正如忘却的能力是神恩的礼物一样,记忆,对我们所领受的教训的回忆,也是负责的生活中的一个本质因素。在下面这些文字中,我想把过去十年间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以及我们所得到的体验记录下来。它们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体验;我并不力求把它们编排得有条有理,也不企图去讨论它们或者使之理论化。我所做的不过是,当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的种种发现,关于人生事务的种种发现浮现在脑海里时,立即把它们匆匆记录下来。它们之间仅有的关联,只是具体的体验之间的关联。它们没有什么新鲜或惊人之处,因为它们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可是,我们获得了从亲自体验去重新认识它们的特权。对我们在那些年间得以享受和保持的那种精神的契合与生命的结合,假如我没有一种深切的感激之心,那么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不可能写出一个字来的。
我们脚下没有根基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每一种可设想的选择,看来都同样地不可忍受。我们完全在过去与未来之中寻求自己的灵感,企图以此来逃避现在,然而我们并未沉溺于幻想的迷梦,仍然能够平静地、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我们事业的成功。不过,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负责任而有思想的前几代人所感受到的,也许同我们所感受到的完全一样,原因恰恰在于: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而在当时的种种选择之中,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
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
  罪恶的盛大化装舞会,已使我们所有的道德概念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用光明、仁慈和历史必然性伪装起来的罪恶的出现,会使任何一个受我们的传统道德体系哺育的人感到彻底的困惑。然而,在以《 圣经 》为基础来构筑自己生活的基督徒看来,这只不过证实了罪恶之根本恶性。
  理性主义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理性主义者怀着最良好的愿望,但却天真地缺乏现实主义,他以为有那么一点儿理性,就足以匡正世界。由于目光短浅,他想对所有各方公平对待,不偏不倚,但在彼此冲突的各种势力的混战中,他却备受践踏,一事无成。他对世界的非理性感到失望,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用,于是退出冲突,软弱地向胜利的一方投降。
  道德狂热的全盘崩溃甚至更糟。狂热分子以为,自己的道德纯洁将成为罪恶势力的敌手,可是,他好像一头公牛,攻击的是那块红布,而不是手持红布的那个人,于是他逐渐感到疲倦而最终屈服了。他被非本质的东西纠缠住,并且落入了对手精心设置的陷阱之中。
  而后是有良心的人。他在要求作出某种抉择的处境下,只身抗击着压倒一切的不平。但是有如此之多的冲突不断出现,所有的冲突都要求作出某种生死攸关的选择——在选择时除了他自己的良心,又没有任何忠告或支持——以至于他为此被撕得粉碎。罪恶以如此之多的外表华美而掩人耳目的伪装向他逼近,以至于他的良心变得紧张不安、踌躇不定。到最后他就满足于一个得到了安慰的、而不是清醒的良心,并开始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以求避免失望。假如一个人单单依靠自己的良心,他就不会发现,一个不好的良心有时候如何会比一个被欺骗的良心更加健壮。

当人们面对着纷繁多样、令人困惑的种种选择时,尽职的道路似乎提供了一条可靠的出路。他们会抓住规则,作为仅有的确定性。对规则负责的是它的制定者,而不是它的执行者。但是,如果人们只局限于尽职的限度之内,他们就绝不会冒险作出要由自己负责的勇敢举动,而这正是公牛的眼睛盯住罪恶并战胜罪恶的唯一道路。尽职的人最后将不得不对魔鬼也一视同仁。
  那么,自由的人又怎么样呢?他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渴望在这个世界上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这种人认为必要的行为比清醒的良心或职业上的尽职价值更高,这种人准备为有成果的妥协而牺牲不结果的原则,或者为有成果的激进而牺牡不结果的平凡。他又怎么样呢?他必须谨防自己的自由成为自己的祸根。因为,当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候,他也许不会发现,他力图逃避的那个较大的恶,很可能到头来却是较小的一个。这方面有不少悲剧的原始素材。
  有些人企图躲进自己的个人美德的内殿,以逃避乱七八糟的公众生活。然而,这种人面对自己周围的不义,不得不封住口、闭上眼。只有以自欺作为代价,他们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远离承担责任的行动所带来的污垢。因为他们所获得的一切,他们弃之不为的一切,仍将扰乱他们内心的平静。面对这种纷扰,他们不是在精神上走向崩溃,就是发展为一切法利赛人①当中最伪善的人。
  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只有这种人——他的终极标准,不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自由或自己的美德之中,但是当他受到召唤,要凭着对上帝的信仰和绝对专一的忠诚,去采取顺从和负责的行动时,他准备牺牲上面那一切东西。这种负责的人力求使自己的整个生命,成为对上帝的问题和召唤的一个响应。①
公民勇气?
  在抱怨缺乏公民勇气的声音后面隐藏着什么?过去的十年造就了大量的勇武和自我牺牲,但是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公民勇气,即便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个人的怯懦,只是一种太不费力气的心理解释。这种现象的背景,必须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在一段很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德国人不得不了解到服从的必要性和力量。个人的一切愿望和意见服从于职责的召唤,已使生活得到了某种意义和高尚的性质。我们不是在屈从的恐惧中,而是在自由的信赖中仰望,把我们的职责看作一种召唤,把这种召唤看作一种天职。随时准备遵从来自上面的命令,而不是遵从自己关于何者最好的个人意见,这是一种合理的自我怀疑的征象。谁能否认,在服从、职责和号召方面,我们德国人已经一再表现出超群的勇敢和自我牺牲呢?但是,通过为公众的共同体服务而使自己从自己的意志中解放出来,德国人借此而保存了自己的自由——有什么民族在谈及自由时,能够像我们这样热情,像从路德到唯心主义者的我们这样热情呢?召唤与自由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麻烦在于,他②不曾理解他的世界。他忘记了,服从和自我牺牲可以被利用来为罪恶的目的服务。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一旦号召的实行本身变得成问题了,德国人的一切理想就开始动摇。他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彻底失败:他不可能了解,在某些环境下,自由而负责的行动也许必须高于职责和号召。作为一种补偿,他一方面发展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胆大妄为,另一方面则发展了一种极其令人痛苦的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总是阻碍行动。然而,公民勇气只能从自由人的自由责任感当中成长起来。只是在现在,我们德国人才开始发现自由的责任感的意义。它所依靠的是这么一个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以勇敢的行为作为信仰的自由响应,对于在此过程中成了罪人的人,这个上帝允诺予以宽恕和安慰。

关于成功
  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伦理上中立的东西。的确,历史上的成功为生活的继续创造了?一的基础,而且关于像堂•吉诃德那样行事并向新时代挑战,还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新时代并同意为它服务,哪一种做法在道德上比较负责,这仍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论题。说到底,是成功制造了历史,而且,历史的安排者(上帝)总是不断地从恶之中引出善,而为历史制造者们的头脑所不能及。忽略成功的道德意义,就暴露了对历史的认识之肤浅以及对责任感的意识之不完全。所以,我们这一次不得不努力来认真地解决关于成功的伦理难题,这只有好处。如果善始终是成功的,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认为成功毫无伦理上的意义。可是,在成功是借助罪恶的手段而得到的时候,难题就出现了。在那种时候,像安乐椅上的批评家那样行事,为这个问题争辩不休,毫无裨益,因为那不过是拒绝面对事实。机会主义也毫无助益,因为那不过是在成功面前投降。我们必须下决心既不做愤怒的批评家,也不做纯粹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充分承担自己对于塑造历史的那一份责任,不论是做胜利者,还是做失败者。只有不让任何事件剥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才能同历史事件建立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远比批评或机会主义更加富有成果。空谈什么像英雄一样面对肯定的失败仍然战斗下去,这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英勇,而只是面对未来的一种失败。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将怎样生活”。只有这样,富有成果的解决办法才能产生,即使它们暂时还是微贱低下的。简言之,比起从具体责任出发而行动来,根据抽象原则而行动要轻便得多。正在兴起的一代将总能直觉地觉察到,我们是按照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行事的。因为,正是他们的未来处于危急之中。
关于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一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 圣经 》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可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对人性的轻蔑?
  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轻视人性的态度之中,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我们完全明白,这是非常错误的态度,它会使我们与人类同?的关系变得干瘪。也许,下面的这些考虑,可以使我们摆脱这种诱惑。这种态度的麻烦在于,它使我们陷于对自己的敌人的最坏的误解之中。一个人倘若轻视别人,他就不可能想与别人一起去做什么事情。我们所轻蔑的别人身上的缺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常常也是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期望于别人的,比我们自己准备去做的要多,这是何等寻常的事!为什么我们直到现在还对人性抱有这类高傲的看法呢?为什么我们不承认它的脆弱和易受诱惑呢?我们必须少从人的成就和失败,多从人所受的苦难出发,来形成自己对人的估价。同他人(尤其是同我们较弱的弟兄)?间唯一有益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即是与他们结成兄弟的意愿。即令上帝也不轻视人性,而是为人的缘故而降世为人。①
内在的正义
  我们的最令人震惊但又最不容置疑的发现之一是:恶常常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它自身的愚蠢,就自己挫败了自己的目的。这并不是说,惩罚或报应会立即自动地跟上每一件恶行。但它的确意味着,借口自我保存而蓄意违反神的法则,会产生相反的自我毁灭的效果。这是我们从自己的体验中了解到的东西,对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作出解释。但是,看来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的一个肯定无疑的结论是:社会生活受到某些法则的?制,这些法则比任何别的可称为决定性的因素都更加有力。所以,忽视这些法则,不仅仅是不义,而且肯定也是不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把谨慎列为基本美德之一。① 谨慎与愚蠢并不像某些新教和Gesinnungs(思想、信念)伦理学所说的那样,在道德上是中立的。谨慎的人不仅仅看到了每一个具体情境中的种种可能性,而且还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永恒法则给人的行为确定的那些界限。谨慎的人行为要有德,有德的人行为要谨慎。
  确实,所有重大的历史行动都在不断地忽视着这些法则。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有关系的?:这种行动是否是在原则上无视这些法则的,即好像它自身包含着证明自己有理的理由似的;在行动时是否还意识到了,破坏这些法则即使不可避免,也仍然是一种罪过,只有立即恢复和尊重该法则,才能证明这个行动有理。当政治行动所宣称的目标是恢复法则,而不仅仅是明显的自我保存时,那并不必然是虚伪的说法。这个世界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安排好的,以至于深切地尊重这些绝对法则、尊重人权,也就是自我保存的最佳手段。虽然这些法则时常在必要时被打破,但是,宣称那种必要是一种原则,任意玩弄这种法则,就肯定或迟或早会带来报应。历史的内在?义仅仅报偿和惩罚人的行为,而上帝的永恒正义则考验和裁判人的心灵。
关于上帝统治历史的几点信纲
  我相信,上帝不仅能够而且将要从恶之中引出善。为此目的,他需要我们这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一切的人类。我相信,我们在不幸时进行抵抗所需的一切力量,上帝都将赋予我们。但他从不预先赋予我们,免得我们依赖自己而不仅仅依赖他。这种强烈的信仰将能减轻我们对未来的一切畏惧。我相信,即便是我们的错误和过失,也会朝好的方向得到利用。上帝要对付我们的错误和过失,同对付我们以为属于善行的好事一样容易。我相信,上帝不仅仅是超?间性的命运,而且他在等候并回答真诚的祈祷和负责的行动。

……